下司人

2018-08-14 17:04:17

“下司人”，一个独特的群体。

今天，当我们走进这个位于贵州省凯里市西面、名叫“下司”的古镇里时，面对这一片沃土、一江东水和一方人群，就会禁不住在心里发问：“是谁第一个在这里刀耕火种的呢？是哪些族群组成了今天的“下司人”呢？”

让我们站在江边、脚踏青石、倾听涛声，一起来聆听历史深处的那些足声......

一千多年前，由古代云贵高原上“僚人”发展演变而来的“姆佬人”，逐渐向东迁移，一路披荆斩棘来到了今天的麻江、下司、凯里这片古树葱茏、地肥水美的土地上，以狩猎采集为生，打破千古沉寂，有了史无前例的开端。

后来，一身肝胆的姆佬人，甩开臂膀，铿锵有力，向大自然发出了迈向农耕文明的号子。他们逐渐学会刀耕火种、兴修水渠、灌溉农田，终于耕犁出这片土地上第一缕农耕文明的霞

光。

所以，姆佬人，无疑是下司土地上第一吋比伟大的拓荒者，第一个伟大的主人。

唐宋时期，有一支源自远古炎、黄、蚩尤时期“九黎部落”的庞大族群，由于不断遭到中央王朝的挤压，哼着沉重的迁徙之歌，迈着疲惫的步伐，自两湖之间的武陵山区，源源不断地向西流动，沿都柳江、溯沅江，顺清水江而上，逐渐进入黔东南这片高山之地。于元、明时期，一些细小的部落陆续地进入了下司这块山环水绕、沃野成片的土地，成为第一批伟大的居住群体。他们，就是绵延不绝的苗族先民。

至此，姆佬族、苗族这两个一西一东、一前一后迁徙而来的民族，相汇在今天的麻江、宣威、下司、舟溪、炉山、凯里这片山高谷深的古老地带。

苗族的蜂拥而至，对姆佬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。于是，势单力薄的他们不得不被排挤到僻远的高山地带。

自此，姆佬人结束了这方土地上主宰者的身份。

苗族成为主体居住者后，迅速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风貌，下司之地从此变成了十足的“苗乡”

若干年后，苗族掌握了山区新的农耕技术，这里很快进入了新的农耕文明阶段，加上他们人口密集、势大力强，更是成为这片土地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主宰者。下司的繁荣也就由此而兴，并逐步进入封建领主时期。

元世祖一十八年(1291年)，随着中央王朝政治力量不断向大西南方向渗透，便在今天的麻江县直威镇和凯里市下司镇，封册了一个叫“瓮包蛮夷长官司”的土司政权，以增加对这片土地的统治。这些“土民”当然就是多数的苗族人和少数的姆佬人。

到明洪武一十一年(1389年)时，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当地苗族、姆佬族社会的统治，明王朝将原来的“瓮包蛮夷长官司”改置为“平定长官司”。

但是，这样的居民构成，却在大明王朝随后发起的“屯边”浪潮中被打破了。原来，这个强大的帝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了西南的统治势力，将大量的汉族人口自江南地区强制迁移到云南、贵州边地上。于是，在这股马踏山河、铃声叮当的浪潮中，下司河段的西岸上瞬间出现一批以江西籍为仁的“屯军”和“屯民”，成为第三批居住者。他们驻扎为营，亦不亦民，建起了“拔茅堡”“淑里堡”和“隆昌堡”三个城堡，改变了这里的文化风貌。

这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何对贵州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概括为“先有苗家后有汉，先有锅巴后有饭”的由来。

与此同时，在这股浩荡来袭的迁徙潮流中，还夹杂有一支少量而又独特的族群。他们是同样肩负明王朝出征使命、从江西赣江流域及赣东、赣东北一带流入的“东家人”，成为下司之地的第四批居住者。

汉族人的滚滚流入，虽然迅速成为贵州许多地方人口的主体，但是，对黔东南这块苗疆腹地，明王朝却屯军相对偏少。因此，在下司之地上，汉族的人口数量仍然居于苗族之下，“苗乡”的主体地位依然不变。只是，由于汉族人拥有强大的官方背景，成了这里的政治主导者。

此时，在汉文化史籍的记载上，“姆佬人”已被称为“木佬人”。

自此，在下司这块弹丸之地上，进入了一个苗、汉、木佬和东家四族共居，多元文化并存，“土官”“流官”并治的时期。其中，人口数量以苗族第一，汉族次之，木佬第三，东家第四。

之后，随着明王朝屯垦政策不断向纵深推进，黔东南各地爆发起了连绵不断的反明斗争。在多场刀光剑影、厮杀震天的战争磨合下，苗族陆续向雷公山区域退避，于是，在下司之地上，逐渐出现一个苗族主要居于河流东岸，汉族、东家人居于西岸，木佬人杂居于各处的分布格局。两岸的居民族别、文乡风貌，泾渭分明。

到明末清初时，随着下司由军事重镇逐渐转变为经济重县、新兴城镇不断崛起，同时随着官方不断推行“怀柔政策”“因俗而治”政策，民族关系时有缓和，苗族、木佬族和汉族之间不断接触，逐步出现周边各族居民陆续向城镇聚集的移民潮。于是，在下司集镇内，居民成分增多起来，开始出现一个苗、汉、木佬和东家四族同居一街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彼此建立信任，逐渐融合的新群体。

自清康熙年间起，尤其是在雍正年间，随着清水江不断得到疏浚、下司水运码头的功能不断凸显，同时下司集镇被辟为商埠，大量寻求生存空间的“屯商”，自江南地区陆续不断地流入，成为第五批居住者。他们，便是来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多个省区的“客家人”。

由此，下司之地演变成为一个民族多样、土客杂居的特殊社区。

清康熙年间，清政府为了对这个特殊社区有效管控，不得不在两岸分别建立两个“土司”分司，叫“下司”和“铜鼓联司”。

到清末时期，随着下司码头的物资集散和商业贸易日益繁华，下司之地更是进入了一个多民族同居一镇，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同住一街，各种口音交叉混杂，来往人群高度流动，居民成分最为复杂的时期。他们除了上述不同民族的世居居民外，还有来自于东面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江浙、福建，西面都匀、贵阳、安顺、兴义、云南，南面广东、广西，北面四川的源源不断的“客商”。

期间，虽因时局时常动荡，盗匪猖獗，商船被劫，许多客商纷纷离开了下司，但还是有不少客商留居下来，成为这里的永久性居住者。

再后，也就是到20世纪40年代后，随着“黔桂”“陆下”“陆谷”等公路的相继修通，清水江的水运地位迅速下降，流动人口断崖式地减少，下司的人口数量和居民成分这才相对稳固下来。